独乐寺李白署书“观音之阁”考

来源：蓟县旅游网日期：2006-9-23 浏览：2234次

   蓟县独乐寺始建于唐，辽统和二年（公元984年）重建，现有的山门及观音阁是辽代原构。依照唐代寺院布置格局，自山门至观音阁应有回廊相连，惜久已无存了。
    观音阁高22.5米，三层，是我国现存的年代最早的木结构阁楼建筑。当我们走进山门，便可以见到阁楼高悬“太白”署名的“观音之阁”四字题额。经向一些同志询问四字是否李白所书，多数同志都抱怀疑态度。根据我近年以来的认识，则以为“观音之阁”额应是李白所写，试简述其由。
    观音阁重建于统和二年，即宋雍熙元年，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，故其建筑上承唐风。唐代建筑题额多为立形，横额则甚少见，今国内所见唐额，如五台山佛光寺大殿“佛光真容禅寺”立额，便是一例。而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四字门额，也为方形立额，位置布局与观音之阁同。唐招提寺建于天平爆字三年（公元759），寺额是由淳仁天皇所颁赐，其为唐风，当可征信。
    故宫博物院藏、张伯驹先生捐献的李白《上阳台帖》，为现存李白的唯一墨迹。启功先生撰《李白上阳台帖墨迹》一文，谓“李白字迹流传不多，在碑刻方面，如《天门山铭》、《象耳山留题》等见于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·碑目》，游泰山六诗，见于明陈鉴《碑薮》，《题安期生诗》石刻和《灵隐寺诗》见孙星衍《寰宇访碑录》卷三，拓本皆俱罕见。许多明显伪托，加题‘太白’的石刻，不详举，”（详见《启功丛稿》第264页）。至于著录在法帖中和书本上的李白字迹，数虽不少，但原迹也都不存。因此，在《上阳台帖》真迹从《石渠宝笈》流出以前，要见李白字迹的真面目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    《上阳台帖》书法凝重，磊落大方，内容是对庐山的名胜题评，款署“太白”。而观音阁额亦署“太白”，可见“太白”是李白署名常例。至于“观音之阁”四字书体之凝重大方，可与《上阳台帖》墨迹互参，自见风格一致。
    清初宋荦《西陂类稿》卷五《独乐寺》诗云：“双林独寻寺，揽辔蓟门过。殿阁诸天迥，登临往迹多。署书传太白，遗碣有蒙哥。坐听晨钟响，将余念薛萝。”自注云：“寺有李太白‘观音之阁’四字及元蒙哥帝为赛典赤所立贤牧碑。先文康（按即宋权）开府渔阳日，曾携荦来游，今三十六年矣。”宋荦是清初赏鉴大家，其对“观音之阁”题额文字称“传太白”，此“传”字不是传说，而是流传下来的意思。可见宋荦认为此额是李白所书。
    清代中期的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在所著《艺舟双楫·论书》中称：“蓟洲城内有太白书观音之阁四大字,字径七八尺,整暇有永兴风,唯笔势稍抛松耳。然较逍遥楼（安在今桂林，为石刻本）颜书相去不可数计。”包世臣称李白所书此额“有永兴风”，永兴是唐初书家虞世南，至于“观音之阁”不如颜书“逍遥楼”之雄劲，这也只能是包世臣的看法而已。我们都知道李白是唐代的书家之一，但书名不如诗名，似不必与专以书名的欧、虞、颜、柳争胜一朝，但是包世臣既未认为是伪托，则更可加重“观音之阁”四大字的认定了。
    梁思成先生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》谓“自统和上溯至唐初三百余年耳，唐代为我国历史上佛教最昌盛时代，寺像之修建供养极为繁多，而对佛教之保护必甚周密。在彼适宜之环境下，木质建筑，寿至少可数百年，殆经五代之乱，寺渐倾颓，至统和适为须要重修之时，故在统和以前，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，殆属可能。”郭沫若先生《李白与杜甫》书后所附《李白杜甫年表》，称“李白于天宝十年（51岁）北游塞垣，有《幽州胡马客歌》讽刺安禄山，翌年春游广平、邯郸等地，旋北游蓟门，秋抵幽州，目击安禄山之跋扈，有忧国之思，曾在边地游猎，自言一箭射穿两虎，一射并中双鸢，在黄金台上怀燕昭王而痛哭。天宝十二年春离蓟门，归魏郡。”由此可以推断李白书写“观音之阁”当在天宝十一年之际。则独乐寺的初建，当在此时。如李白题额即为建阁之年则自天宝十一年，至统和二年，中经二百三十二年，与梁先生所言三百年以上的历史大致还是相近的。
    辽代重建的观音阁，保存了唐人的题额，足证寺院历史悠久，渊源有自，不但为名蓝生色，且为高阁增辉。际兹重建一千周年之期，敬撰短文，贡献一得之见，借为关心寺史同志提供研究资料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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